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透过一个台湾家族的兴衰，映射出时代洪流下个体的无力与沉默。而片中聋哑摄影师林文清这一角色，常被解读为历史暴力的见证者，但若从观看机制的角度重新审视，听障本身构成了一种更为隐蔽的失权结构——它不仅是生理缺陷，更是一套被剥夺了“看”的主权的感知方式。正常听觉者习惯将声音与画面缝合为统一的叙事，而文清只能依赖视觉与文字来理解世界，这种被迫的“纯视觉”状态，恰恰使他无法进入主流历史叙事的编码系统。当周围人用语言密谋、争吵、宣告时，他只能看到嘴唇翕动、表情扭曲，却听不见内容。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让他的“看”始终处于被解释、被转述、被代理的地位。换言之，听障剥夺的不仅是听觉，更是对事件完整性的掌控权，他看到的永远是碎片，而碎片无法构成证词。
从技术原理上看，电影本身即是一种视听缝合的装置。声音在经典叙事中承担着锚定画面意义、引导观众情感的功能，而《悲情城市》却刻意让文清的视角与观众的听觉体验产生裂隙。例如，在文清被捕或与宽美笔谈的场景中，环境音往往被放大或抽离，观众能听到枪声、雨声、市场嘈杂，但文清只能通过震动、光影或他人的书写来感知。这种声画分离迫使观众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听见”其实是一种特权。更关键的是，当文清用相机拍照时，他试图用影像对抗失语，但照片本身是沉默的，它无法自我言说，必须依赖标题、语境或他人的解读。这恰如本雅明所言，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失去了光晕，而文清的摄影则进一步失去了声音的维度，他的观看成了一种被剥夺了发声权的记录。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中，这种记录甚至可能成为罪证，因此他的失权不仅是感官层面的，更是政治层面的——他无法辩解，无法控诉，只能被历史裹挟。
从市场影响与延伸解读来看，《悲情城市》1989年上映时，正值台湾社会从戒严走向解严的转折点。影片对二二八事件的隐晦处理，本身即是一种在政治压力下的“失语”策略，而文清的听障设定，则成为这种集体沉默的隐喻。学者廖咸浩曾指出，文清的角色让观众被迫以“聋人”的视角去经验历史，从而质疑了以听觉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在当代数字媒体环境中，这种失权机制有了新的变体：算法推荐、信息茧房、深度伪造，都在制造新的“听障”——我们看似能听到一切，实则被过滤、被操纵，失去了对信息源头的直接感知。文清的困境提醒我们，观看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总是被权力、技术与生理条件所中介。当观众为文清的命运落泪时，或许也在无意识中承认：在历史的巨响面前，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听障者，只能看到画面，却听不见真相。而《悲情城市》的价值，恰在于它让这种失权被看见，而非被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