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他在巴黎郊区中学任教的那段时期，扬尼克·埃内尔讲述了通过文学进行教学以及借此存在的喜悦。但他的新小说《教师的孤独是无限的》中却笼罩着阴影：塞缪尔·帕蒂（Samuel Patty）和多米尼克·贝尔纳(Dominique Bernard)的影子，这些被杀害、羞辱和抛弃的教师。面对政治对他们的利用，他以小说的热忱作为回应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系列（每本书都可以单独阅读，彼此之间并不接续），扬尼克·埃内尔延续着一个如今看来已成循环的创作，该循环始于《法国死亡引言》（伽利玛出版社，2001年），并持续了五部小说。《在雪崩中进化》（2003）、《圆圈》（2007）、《苍白的狐狸》（2013）、《握紧你的王冠》（2017）和《出纳员》（2022）已经通过同一个叙述者-人物——他的小说化身让·戴歇尔——联系在一起，他总是保持警觉，以便有“事发生在他身上”，同时遵循波德莱尔的命令（“永远保持沉醉”）和安德烈·布勒东的命令（“放下一切”）。他想要“活过”。
《教师的孤独是无限的》可能会让人感觉是对整体的浓缩。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扬尼克·埃内尔的风格，既宏大又精确，既喜剧又沉思，既激昂又平静，既琐碎又美妙。我们在书中会遇到在其他地方见过的元素——一只苍白的狐狸，和哲学家同名的乔治·巴塔耶——那位著名的阿拉斯出纳员，一支猎枪，意大利绘画……最重要的是，我们遇到了一种滋养了之前小说的素材，即使那些小说讲述的是人物后来生活的情节。它为他的传记增添了一块缺失的部分：让·戴歇尔 / 扬尼克·埃内尔在雷恩完成学业后来到巴黎，在九十年代于中学任教的那十年
如果说让是某种意义上的普通人，那么让·戴歇尔则同时是堂吉诃德、兰斯洛特和梅什金公爵。他身上有傻瓜和流浪者的气质。如果我们在“戴歇尔”中听出了“残渣”（déchet）——有些人物毫不客气地读错他的名字——那是因为这个美好的人物也由社会的残骸和废弃物构成，他感觉自己与被蔑视的生命、动物、外国人亲近，而这一次，是与那些被判定为“难搞”的孩子亲近，因为他们生活在同样被污名化的社区。作为《白鲸记》和《光辉之书》的读者，这个年轻人首先是一个文学狂热者，从字面意义上说（而活出文学，不就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吗？）：他无法在不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故事的情况下生活，他越是把一切都当作小说来体验，他就活得越充实。地球上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最微小的感知——常常因酒精而放大，因为扬尼克·埃内尔的小说总少不了醉酒场景，而且往往是灾难性的——都会引发一场冒险（作者在伽利玛出版社主持同名丛书）。他的欲望和他所激起的偶然性，构成了他唯一的现实。对于书中所说的一切，他都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至于社会的规则、惯例和习俗，他统统抛诸脑后。如同曾当过露营地看守人的罗贝托·波拉尼奥，他睡在瓦兹河谷省小镇德伊-拉巴尔的网球俱乐部里，一位大学朋友把钥匙托付给他，让他负责定时开关大门。让·戴歇尔对此毫不在意。面对阅读、写作、让学生阅读和写作的快乐，他自己的舒适无足轻重。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问题在于，法国国家教育系统并不像这位文学骑士所经历的小说那样运作。当他奔赴他被任命的中学时，他目睹了一些三十年前就已萌芽、此后愈演愈烈的现象，他看到的是抑郁、疲惫、被荒谬的行政运作、资源匮乏和完全的意义丧失变得尖刻而愤世嫉俗的教师们。那骷髅头般的校长、督学和他的一些同事，对他希望分享的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东西毫不关心。他们想要的是课堂秩序、良好的“管理”、对“能力”的掌控、对“习得”的验证、“一堂好课”，却没有人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学校的大门在让·戴歇尔和他的学生身后关上，他们被安置在活动板房里，就像兵营或监狱的大门一样——在他的第一本书《小士兵》（圆桌出版社，1996年）中，扬尼克·埃内尔讲述了自己在军事预科学校的童年。因此，一切似乎都是封闭的；但一切似乎也随时可能打开。关键是要找到钥匙——这是一个贯穿叙事始终的母题，从学校到网球俱乐部。“如果我和她，现在就离开这个可怕的世界，在被俘之前呢？”，当他遇到同事萨宾娜时，他这样问自己。
面对这种扼杀一切想象力的秩序，让·戴歇尔通过保持自己的热忱来进行反抗。在他受到羞辱的、令人沮丧的督学检查场景之后，是那美妙的、初中生们互相传递夏洛特·德尔博的书并大声朗读的场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高高地站在裁判椅上，感受着他所有的自由，他不断在身边寻找他在画作和诗歌中遇到的鸟类、花园和金杯。这也是扬尼克·埃内尔的巨大自由，无疑在这里达到了他叙事艺术的顶峰，将诗意的反思与政治反思以及虚构的乐趣交替呈现。
让·戴歇尔也将通过记忆和书写来抓住那把打开的钥匙。如果他讲述自己的经历，那是因为这段经历并非完全“过去”，在这个词的两个意义上。“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我无法理解，有些东西没有过去：三十年后，它仍然卡在我的喉咙里”，他说。这也是需要通过叙事来找到的这个谜团的钥匙。这些年的困难，这块困扰着当下的巨大过去碎片，在于它们在抑郁和欢欣之间交替，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孤独，它们面对面。在教学中如同在叙事中，对应于孤立这种坏的孤独的，是那种向世界和他人敞开的、轻盈的、被照亮的、“与醉态为伴”的孤独。因此，扬尼克·埃内尔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双重故事，一个沉没于痛苦之中又浮回生活表面的故事。这个故事等待着一个能够容纳全部生活体验的叙事，包括它的矛盾、死胡同和奥秘。小说主要发生在1990-2000年代的交汇处，但它是在“三十年后的这个夜晚，当那些时刻的记忆回到我身边，当我飞快地写下这些句子，等待它们向我揭示其秘密时”写成的。正如戴歇尔/埃内尔美妙地所说的那样，通过叙事，“失去的东西回来了”，“那么，一切都没有失去”。
一个事件充当了记忆和叙事的触发器。2020年10月16日，塞缪尔·帕蒂在他在孔夫朗-圣奥诺里讷任教的中学前遇害，这“唤醒”了让·戴歇尔，并向他发出了作证的召唤。“我只想着这件事：讲述我的经历，回到九十年代，那时我曾以我的方式经历过教师的被抛弃。”三年后，2023年10月13日，一名前学生在阿拉斯的甘必大-卡诺学校杀害了另一位教师多米尼克·贝尔纳。这位文学骑士发现自己迷失在一个他的同事被杀害的世界里。他们的故事通过同事朱迪丝的故事间接出现，她的花瓶被打碎了——也许又被重新粘合起来。
如何在不参与对这些死者、以及更广泛地对教师苦难的持续利用的情况下，来书写这样一个主题？通过同时押注于证词和小说。扬尼克·埃内尔深刻、清醒而感性，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壮举，既不是写一篇论说文，也不是写一本回避其主题的书。他没有否认学生的暴力、对教学自由的拒绝，以及横贯法国社会的所有紧张关系；他首先提醒人们注意教师那如此微妙而强大的使命所受到的忽视。“就是这样，几十年后，塞缪尔·帕蒂死了：当他受到威胁时，没有人愿意做出反应”，让·戴歇尔谴责道。但他提出了对事件另一种解读，比许多政治和媒体的言论更勇敢，因为更少数派。这不是要将教师理想化或神话化。但如果“他们的孤独是无限的”，那不仅是因为他们被抛弃；也是因为，就像作家的孤独一样，他们的任务是本质上是孤独的，并且需要不断地更新——因此需要用人们期望他们表现出的同样奉献精神来支持它。
《教师的孤独是无限的》从而构建了我们在对他所讲述的事件的即时处理中经常缺失的东西。政治目标攫取了死者和苦难，没收了他们的记忆。恰当地记住教师的牺牲，需要时间。通过传递他们的热忱，这部伟大的小说给了我们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