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武侠小说，一部《笑傲江湖》爱不释手，令狐冲是我最神往的大侠。他是一个最失败不过的武林高手，总是在受伤。一片赤胆忠心，被骗得云里雾里，就连他的救命稻草《易筋经》，也是被少林寺的方证大师连哄带骗才勉强笑纳的。他习练武功，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活下去，为了保护爱人。在乌烟瘴气的江湖，他落得个经脉损伤，内功尽失的下场。八股异种真气被莫名其妙地注入他的体内，无法调和，真气几乎反噬了他。
九场文学长谈，这“文学九人”的“九股真气”，一通灌注猛如虎，也几乎将我反噬。和这“文学九人”长谈的时间跨度历时五年，从2019年的李陀那里开始，至2024年的班宇这里戛然而止。用五年的时间试图为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世界划出清晰的轮廓，十分之一的比例尺，且丈量角度无限偏于个人的美学意趣和观念准则，这种勾勒很难让面目迥异的文学读者心悦诚服。
众口难调，无非我手写我心。九位作家在他们的视野内，做到了足够的个性殊异。莎士比亚说，“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也许在我面前，他们都在扮演一个想让我看见的角色。也许，他们对“文学是否要介入现实？可以怎样介入现实？”的问题，答案也在路上。
九场对话做完，我发现，相比于“文学介入现实”的“应然”，作家们更关心的是“实然”。也就是说，身处文学场域之中，他们更关心“文学怎样介入现实”的问题。景凯旋关心文学对于“重塑人格”的作用，认为文学最高价值在于探索意义世界，让个体“生活在真实中”；金宇澄直陈文学的“无力感”，写作应该“世故”，“什么该说，什么可以沉默”，是身为作家的自觉；毕飞宇渴望做一个知识分子式的作家，惟有如此，作家才会培养对所下判断负起责任的道德感。
其他人的回答更有“方法论”的味道。迟子建介入现实的通道是“温情主义”，生活是复杂的，她主张既不回避阴霾，也要播洒阳光；赵松这个“现代主义的信徒”，作为九位对谈者中看上去唯一的“叛逆者”，想以一种“非常现代主义”的方式——用个体在生活中的真实境遇来回应“现实主义”。
相较之下，路内、张怡微和班宇显得更具体：路内用颇为“孤勇”的态度，呼唤“前瞻性的现实主义”，即对我们的未来生活具有预判性的写作，而非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能进行后置式的评论；张怡微有一种女性作家特有的共情力，既然现实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那么作家的责任也许是“书写有灰度的感情”；至于班宇，一个“血性”的八零后作家，与生活血肉相搏，他要用一种硬核的质感，以文学深度介入历史，介入现实的惨痛。
看似答案殊异，实则本质归一：相信文学要表达的是真实的东西，而非任何意义上的虚假。而这也是我在选择对谈者时的“默认标准”：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一个不因现实纷乱而对写作的真实性价值动摇信念的人。
老实说，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传统还是全球化，在场还是离场，艺术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艺术本身，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道价值观的选择题，不好回答。在这之中，敏锐的读者不知是否觉察到有一根“思想拐杖”如草蛇灰线一般，始终贯穿所有对话？这根拐杖，就是李陀的“徒劳的等待”：等待“重新发明文学”。
你也许会发现，尽管九场对话发生在不同时空，但似乎隐隐形成一种“互文”结构——李陀的问题抛给赵松，金宇澄和班宇形成了比较，班宇在回应李陀的问题，张怡微对金宇澄的“上海”有自己的感受，路内对“现实感”的把握和李陀截然不同，景凯旋在回应西方文学语境中的“真实”问题，而毕飞宇面对西方文学的进入路径则和景凯旋形成对照……这是一个九人回环的宇宙。
重新发明文学！或者，重新发明文学？我想象有这么一个画面：时间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倘若这九个人能够同时出现在北京夜凉如水的街道上，有没有可能，他们会一起坐在马路牙子边，啃着西瓜，讨论关于文学的真问题？
在《笑傲江湖》里，令狐冲最终依靠《易筋经》而降服了体内的异种真气。在这之前，八股真气在他的身体里横冲直撞，是不属于他的力量。它们强行汇聚，互相打架，拉扯和撕裂着令狐冲的存在。直到有了《易筋经》，“易”是改变，“筋”是经脉，它的原理不是去消灭这些多元真气，而是熔炼和重塑——像一股超高温的火焰，把所有尖锐的异形物体熔化，重塑铸就一块浑然天成的金砖。在文学的世界，能不能也找到一部《易筋经》，以此重塑现实感，重新发明文学呢？
尾声的尾声，是并不多余的致谢。感谢九位作家，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愿意和我袒露一部分的“诚与真”（当然是一部分，如果全然交付，是可怕的）。他们迥异的美学趣味和写作观念，在一个可见范围内，构建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文学精神资源宝库。对于文学的观察者、提问者和思索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必须要提取哪些宝物，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宝库的存在。
感谢我的编辑卫纯。这本对话录最终能够以一个完整主题的方式呈现，完全得益于我们数次的头脑风暴，得益于他的“设计感”和问题意识。我是一个“头上长角”的作者，很少会对编辑“心悦诚服”，但我打心底里佩服他的视野，佩服他对问题的心细如发的洞察能力。我们总有争执，或涉及立场，或涉及审美，或涉及判断，但他有一种卓越的能力——总能不偏不倚地正中问题靶心，温和地批评我，也虚怀若谷地接受我有时候并不成熟的挑战。总之，一本书从无到有，走到最后阶段，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反而不是书本身，而是得到一种基于智性训练的思想型友谊。
感谢我的朋友吴琦、罗丹妮、彭裕超、张猛和蔡欣，他们在不同的文化场域各自战斗。尽管他们也许并不承认自己身上有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但我却在他们的身旁，悄悄地被他们的坚持所滋养。
柏琳
2026年3月14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