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4页，解决主客二分
文章的第一句话是：“本文将考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浪漫主义话语与同性情欲性别话语之间的汇合。”在接下来的段落中，Y 转述了 Walt Whitman 的 Calamus 中的几首诗，概述了十九世纪对性行为的压抑态度，援引了 Jean Baudrillard 的拟像概念，转述了 Hart Crane 的 The Bridge 中的若干章节，以惠特曼式的“同志情谊”模式反驳 Harold Bloom 关于诗歌影响的冲突模式，分析了 Allen Ginsberg 的 A Supermarket in California，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都市异化，并最终指出，在这些问题中可以找到解决康德所造成的主客体二分的办法。
所有这一切，十四页搞定。
……
尽管这篇论文完全缺乏任何称得上连贯的方法论的东西，它倒是大量使用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语言。尽管 Y 根本懒得定义自己的批评术语，他却慷慨地在句子中撒满了“话语”“争议”“性别”“霸权性的”“父权制的”“越界性的”之类的词语。这套措辞完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
尽管他的表达和修饰语经常缺乏明确的指称对象——究竟什么叫作“浪漫主义话语与同性情欲性别话语的汇合”？——Y 所选择的词语似乎已经带有足够强烈的学术制度回响，以至于无需任何论证就可以使用。
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某位误人子弟的本科生导师的指导下，Y 已经学会了一套专业行话，一套词汇及其用法；据说，这套语言可以独立成立，完全无须方法论的支持。
只要提到这些词语，就已经足够了。任何进一步的澄清——无论是语文学的、历史学的，还是惠特曼研究方面的——都是多余的。（Preface, pp. xi–xiii）
2. 所有会说话的动物都是跨学科研究者
既然词语是通过“发生在学科框架之中的意义生产运动”获得意义的，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婚姻”一词，其意义就“来自历史、宗教和异性恋的话语”，那么意义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建构物。
换句话说，所有会说话的动物都是无意识的跨学科研究者，因为词语具有意义这一假定并非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一切交流活动的默会成分。
如此一来，“跨学科性”就构成了意义、可理解性和理性的基础。没有跨学科性，任何东西都无法具有意义。（“interdisciplinary,” pp. 79–80）
3. 问题究竟是什么？
严格的智识义务似乎会削弱“关于……的问题”这一表达的吸引力，尤其对于篇幅较短的学术论文而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文学批评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办法，既能使用“关于……的问题”这一表达，享受它所带来的尊严，又能避开随之而来的方法论义务：那就是对这些义务置之不理。
……
他们仿佛相信，只要说出“关于 X 的问题”，就足以界定一个研究领域。
例如，在 The Question of Agency: Michel de Certeau and the History of Consumerism 一文中，Mark Poster 讨论了 Michel de Certeau 的著作，以及这些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之间颇为松散的关系。文章的分析清晰且富有启发性，读完之后，人们会想要认真阅读 de Certeau 的著作，并理解它对于当前批评研究制度的价值。
然而，作为一篇讨论行动能力问题的论文，它令人失望。
它从未明确说明，行动能力的问题究竟是什么。（“the question of,” pp. 115–116）
4. 问题化不要停
一般来说，为什么要如此专注于问题化？
首先，因为如果批评家超越问题化，开始寻求某种解决方案，他们就会失去自己作为“问题化者”的地位，失去自己作为那些沉积已久的价值和习以为常的实践的敏锐质疑者的身份。
一旦他们开始认可研究活动中的某个要素，他们作为学术研究监督者所获得的声望就会烟消云散。
事实上，一旦他们停止对事物进行问题化，他们自己就会成为可以被问题化的对象。他们所接受的概念和态度将成为其他问题化者的靶子，而先前的问题化者也将开始显得与他们此前所批评的那些人一样天真，一样与既有秩序同流合污。
通过始终维持问题化的立场，批评家便能够享受否定性的舒适，因为只要把一切都问题化，他们就无须肯定任何东西。（“problematize,” pp. 112–113）
5. 11页，重思西方形上学
当 Drucilla Cornell 写下 Rethinking the Beyond Within the Real (Response to Rasch) 时，她处理的是超越性和实在这样庞大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及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哲学传统（文章涉及 Kant、Wittgenstein、Derrida、Levinas 和 Luhmann），而这一切都在短短十一页之中完成。
这次“重新思考”的结论是，Cornell 将彼岸理解为一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即“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承诺”，而不再将其理解为超越性。
有人或许会说，这根本算不上重新思考，而只是对彼岸应当被安置在何处所作的一次简单修正，尽管这种修正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彼岸被安置在时间性的领域，而不再是形而上学的领域。
“重新思考”这个词，将这种修正夸大成了一场深刻的沉思，一次与西方思想的根本性决裂。这当然让批评家显得很有面子。
“重新思考”赋予思想者一种掌握研究材料的能力、一种思想态度上的精深成熟，以及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原创性。它将过去打入陈旧过时的行列，同时将批评家安置在思想的最前沿。
这项工作的艰巨程度本来应该使批评家保持谨慎，但当这种做法已经普遍到不再需要任何辩护时，把批评家提升为“重新思考者”，就成为一种正常而必要的身份标志。（“rethink,” pp. 124–125）
6. Theory：想让自己听起来很抽象时，就用这个词
批评家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并不是为了探索它，也不是为了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方法。相反，这个观点只是为批评家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出发点，一个解释手头材料的启发式视角。
如今，“理论”这个词可以指称任何非经验性的、概念性的或抽象的东西。
一个人只要想让自己听起来显得非经验性、概念性或者抽象，就会使用这个词。(“theory,” pp. 131–13)
7. “正如某某所谓”
如果“某某所谓的 X”这种修辞并不能回答上述任何语义学或经验性问题，那么，为什么批评家仍然如此沉迷于这种伪论证的习惯呢？
答案很简单：恰恰是为了逃避这些问题。
批评家援引某位著名学者的术语，以此代替对研究对象作出进一步的描述，从而绕开了搜集证据、提出前提和完成分析的必要工作。
这种引用充当了一种微型的诉诸权威论证。（“what so-and-so calls,” p.140）
8. 少话，理论化中（Theorizing）
使用“-ing”形式的第一个制度性好处，就是满足批评家的自恋。由“-ing”动词特别突出的批评过程之所以受到如此细致的关注，坦率地说，是因为正在从事批评活动的批评家渴望得到承认。
他们希望自己的努力具有意义，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获得文化资本。因此，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批评活动，以此抬高这些活动的地位，使之成为值得批评性关注的对象。如果批评家只是完成自己的研究并提出成果，那么成果就会进入一个非个人化的学科争论领域，而批评家本人只能间接地从中获得价值。
但是，如果批评家把自己的活动也纳入讨论对象，他们就能把自己带入学科讨论之中。如果他们谈论的是“对 X 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 X），而没有真正提出一套关于 X 的理论（a theory of X），他们仍然可以赋予自己理论家的身份。如果他们热衷于“质疑 X”（questioning X），却没有真正提出和回答关于 X 的问题，他们仍然可以把自己展示为永不停歇的质疑者。
……
如果学者决定对自己的批评过程展开永无止境的审查，如果他们坚持始终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观察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那么，他们就会把批评实践变成一种过度自我批判的元方法，一种精疲力竭的研究活动。
而这种研究活动的对象，最终只剩下一幅颇为乏味的景象：解释者正在解释。（“-ing”，pp. 74–76）
9. 文化研究是什么？
如果文化研究选择一个能够指称某种特定学术实践的名称，那么，这个名称就会把该实践的方法、研究对象和目标与其他学术实践区分开来。
由此形成的学科身份，将包含一套程序和形式规范，从而对批评家所从事的工作施加限制。这样一来，批评家就会从那些能够自由驰骋、真实再现文化的知识分子，变成按照既定形式完成学科任务的专家。
“文化研究”这个名称恰恰确保他们免于陷入这种贫乏状态。
因此，如果提出“文化研究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为了寻找一个具有独特方法的统一研究领域，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恰当的。绝对不能再作进一步的澄清。
“文化研究”这个术语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恰恰依赖于其指称对象的多样性。（“cultural studies”，pp. 34–35）
10. 跨学科的人，是先知
通过从事跨学科研究，学者和教师创造新的知识，而不再仅仅传递旧知识。他们成为认识论上的发明者，而不再只是传统知识的传授者。
跨学科性使思想者能够摆脱既有的认识论范式，想象其他可能的认知态度，并向学生和读者传授具有革新意义的智慧。跨学科性改造了教授，使他或她从对过去的保守维护中获得解放。
在这里，这个术语意味着一次教学上的飞跃，一种概念原创能力的赋予。教授如今成了一位学术先知。（“interdisciplinary”，p.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