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D财经 ，作者：石友松
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更新了一份数据：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登记出生婴儿的姓氏排名。
2025年，Smith排第一，对应4,102名新生儿。Khan排第二，对应3,772名。两者相差330人。
按近30年的收窄速度推算，这个判断有一定依据。
先说清统计口径。这份榜单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各自单独统计。准确的叫法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新生儿姓氏榜”。
1996年，Smith对应7,276名新生儿，比Khan多5,464人。由此倒推，当年姓Khan的新生儿约1,812人。
到2025年：
Smith：4,102人，比1996年减少约43.6%
Khan：3,772人，比1996年增加约108%
两者差距：从5,464人缩小到330人
29年里，差距平均每年收窄约177人。照这个节奏，330人大约只需要两年。
比绝对数更重要的是比例。202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登记585,396名新生儿。Smith约占0.70%，Khan约占0.64%，两者合计约1.35%。
换算一下：每140多个新生儿里有1个姓Smith，每150多个里有1个姓Khan。其余98%以上的孩子，分散在两万多个姓氏里。
Smith减少的速度，远快于出生人口下降
Smith是职业姓氏，源自铁匠。中世纪英格兰的每个村镇都需要铁匠，这个姓因此遍布全国，长期排在第一。Taylor（裁缝）也是同类。Jones、Williams、Davies、Evans、Thomas带着浓重的威尔士色彩，来自以父名为姓的传统。
1996年的前十名全部是英国本土传统姓氏：Smith、Jones、Williams、Taylor、Brown、Davies、Evans、Thomas、Johnson、Wilson。
2025年，这十个姓里只有Smith、Jones、Williams还留在前十。
Smith的缩水幅度值得细算。199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人口约65万，2025年约58.5万，降幅一成左右。同一时期，Smith少了四成多。
这部分差额主要来自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2025年，34.6%的新生儿母亲出生于英国以外，34.4%的父亲出生于英国以外。
英国本土出生人群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带传统英国姓氏的新生儿比例随之下降。
还有一个技术性因素。
父母双姓、连字符复姓的登记方式越来越常见。一个原本会登记为Smith的孩子，可能登记成Smith-Jones。这类变化很难单独量化，它会让传统大姓在统计上被进一步稀释。
三、Khan的上升，主角另有其人
ONS的数据确实显示印度裔在增长。印度连续第四年成为英国以外出生父母中最常见的出生国。
印度出生母亲对应的新生儿同比增加5.6%，印度出生父亲对应的新生儿同比增加5.0%。巴基斯坦排第二，尼日利亚排第三。
在英国语境里，Khan的主要来源是巴基斯坦裔家庭。
Khan源自中亚突厥—蒙古语里的统治者称号，也就是汉语里的“可汗”。它随中亚王朝和莫卧儿帝国进入南亚，后来成为普什图人和南亚穆斯林中极常见的姓氏，分布在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阿富汗等地。
英国的巴基斯坦裔社区形成较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来自米尔布尔地区的劳工进入英格兰北部和中部的纺织、制造业城市，此后通过家庭团聚持续扩大。
2021年人口普查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印度裔约186万人，巴基斯坦裔约159万人。印度裔总量更大，巴基斯坦裔的人口结构更年轻，处于生育年龄的比例更高。
Ahmed、Ali、Hussain的情况类似。这三个姓横跨南亚和中东，索马里、苏丹等地的穆斯林家庭也大量使用。把它们一并归入“印度裔”，偏差会更大。
所以，前十名里的Khan、Ahmed、Ali、Hussain、Singh、Patel、Kaur，七个姓都与南亚人口有关。
其中直接指向印度的，主要是后三个。
四、印度裔越多元，姓氏越分散
印度出生父母连续四年排第一，印度裔的增长却很难全部体现在姓氏榜头部。
原因在于印度移民本身高度多元。
近几年来英的印度人，有留学生、IT从业者、医护人员，来源地从旁遮普、古吉拉特扩展到喀拉拉、泰米尔纳德、安得拉、卡纳塔克。
南印度的姓氏体系极其分散，泰米尔人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习惯用父亲名字的首字母代替固定姓氏。进入英国出生登记系统后，这些家庭的姓氏散落在成千上万个条目里。
集中的是两类。
第一类是锡克教姓氏Singh和Kaur。
1699年，锡克教第十代古鲁戈宾德·辛格创立卡尔萨教团，规定男性以Singh（狮子）为名，女性以Kaur（公主）为名。许多锡克家庭把它们当作姓氏使用。
这带来一个统计上的特殊现象：同一个锡克家庭，儿子登记为Singh，女儿登记为Kaur。一个群体的出生人数被拆成两条记录。
两个姓能同时进入前十，说明这个群体的集中度很高。如果合并计算，排名还会更靠前。
另有许多锡克家庭使用Sandhu、Gill、Dhillon等氏族姓，这部分又分散到了榜单中段。
第二类是Patel。Patel原是古吉拉特地区村庄头人或土地管理者的称号，后来演变成姓氏。
英国的Patel群体有一段特殊历史：1960至70年代，东非的印度裔商人家庭大量移居英国，其中包括1972年被乌干达驱逐的数万名亚裔，古吉拉特人占很大比例。
莱斯特和伦敦西北部至今是Patel最集中的地区。
五、排名由“集中度×人口”共同决定
南亚姓氏容易进入前十，移民数量是一个原因，姓氏集中度是另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
其实在中国大陆，王、李、张三个姓合计约占总人口的两成。
韩国的金姓约占两成。越南的阮姓接近四成。东亚和东南亚的姓氏高度集中，一个姓就能覆盖数以千万计的人。
英国的情况正相反。
英语姓氏来自职业、地名、外貌特征、父名等多种来源，又经过几百年拼写分化，形成了庞大的长尾。
Taylor、Brown、Davies、Evans、Thomas、Wilson彼此分摊人口，单个姓的份额都很小。
排第一的Smith，2025年也只占新生儿的0.70%。
南亚部分群体的姓氏结构更接近东亚：大量家庭共用少数几个姓。
美国有一个可以对照的案例。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Garcia、Rodriguez、Martinez三个西班牙语姓氏进入全国前十。拉美裔人口的增长，加上西语姓氏的集中，两个因素叠加，把它们推到了Miller、Davis这些老牌大姓旁边。
逻辑相同：一个占出生人口几个百分点的群体，只要姓氏足够集中，就能把一两个姓推进榜首区。
一个占出生人口六成以上的群体，因为姓氏分散，单个姓反而会被挤出前十。
Khan排第二，对应的是0.64%的新生儿。这个排名同时反映了人口增长和姓氏集中，两者叠加才有今天的位置。
名字领域也有同样的现象。Muhammad在2023、2024年连续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男婴名字的第一名。
ONS按拼写分别统计，Mohammed、Mohammad等写法各算一条。如果合并，领先幅度会更大。命名高度集中的群体，在任何“按条目计数”的榜单上都占优势。
六、两种生育节奏
202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婴儿数量降到近半个世纪的最低水平，总和生育率降至每名女性1.39个孩子，比2024年再低0.02。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更替水平，大约是2.1。
在这个持续收缩的分母里，外国出生母亲的占比一路走高：2005年为20.8%，2015年为27.5%，2025年为34.6%。
把父亲也算进来，2025年有40.2%的新生儿，父母至少一方出生于英国以外。
这组数字说明，姓氏榜的变化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增加，另一股是本土家庭的孩子在减少。
Smith四成多的降幅里，相当一部分来自英国本土人群的晚育和少育。2025年母亲的标准化平均生育年龄为31.1岁，比上一年又略有上升。
地理差异更大。2025年，各地方行政区的总和生育率从0.37到1.93不等。伦敦哈罗区新生儿母亲出生于英国以外的比例高达78.0%，威尔士的安格尔西岛只有4.7%。
全国榜单把这两个差异极大的英国平均在了一起。可以想见，哈罗产房里的姓氏榜是另一副面貌；而在安格尔西，Jones、Williams、Evans大概率依然占据前排。
还有一个更长期的变量：代际收敛。
人口学研究反复观察到同一个规律，移民第一代的生育水平往往高于所在国，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会逐步向本地靠拢。英国的南亚裔社区也在经历这个过程，生育水平随着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就业增加而持续回落。
这让“两年后Khan反超”的推算多了一层变数。
线性外推的前提，是过去30年的斜率保持稳定。现在两条曲线都在下行：Smith跟着本土生育率走低，Khan跟着代际收敛放缓。交汇点会提前还是推迟，取决于哪一边下降得更快。
七、今天的出生登记，记录的是几年前的移民
生育是慢变量，移民政策是快变量。两者之间隔着一段时滞。
一个家庭从入境到在英国登记第一个孩子，通常要经过求学或工作、站稳脚跟、配偶团聚几个阶段，前后少则一两年，多则五六年。
2025年产房里印度出生父母的增长，对应的是2021年之后的那轮签证扩张：脱欧后的积分制、医护工作签证、毕业生签证，把大量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到了英国。
净移民在2023年前后冲上历史高点。
随后风向转了。2024年起，英国政府陆续出台收紧措施，包括限制外国护工携带家属，以及提高技术工人签证的最低薪资门槛。
效果很快显现：截至2025年底的一年里，净移民约为17.1万人，比上一年的33.1万下降48%，主要原因是来自欧盟以外、以工作为目的的入境者减少。毕业生签证也在集中到期，截至2025年12月的一年里有14.4万份到期。
这些变化会延迟出现在产房里。2023年高峰期入境的人，孩子落在2025到2027年的登记表上；2024年之后的收紧，影响大概要到2027年以后才看得清。
更值得拆开看的，是“存量”和“流量”的区别。
Khan的主体来自已经在英国生活了两三代的巴基斯坦裔社区。许多孩子的父母本身就出生在英国，这部分增长靠的是存量社区的代际繁衍，受签证闸门的影响相对间接。
其中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是配偶从原籍国来英的家庭：2024年家庭签证的收入门槛大幅上调，这条通道的流量随之收窄。
印度裔近年的增量则更多来自新移民，靠的是流量。
Singh、Patel，以及大量分散的南印度姓氏，更直接地挂在工作签证和学生签证的闸门上。闸门收紧，这部分增长会最先放缓。
所以，政策收紧对姓氏榜的作用方向，可能和许多人的直觉相反：短期内，流量型群体的增长减速更快，存量型群体的相对位置反而更稳。Khan冲击榜首的势头，未必会因为移民收紧而明显减弱。
姓氏榜的下一阶段，由两股力量共同决定：存量社区的代际生育，和流量移民的政策闸门。
前者变化慢，后者变化快。读这张榜单，两个变量都要放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