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动察Beating ，作者：动察Beating
一级市场有两样东西明显通胀了。一样叫narrative，一样叫outlier。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和投资人、创业者聊完天常有一种轻微的恍惚感。大家聊产品细节、聊用户留存的时间越来越短，聊「叙事」的时间越来越长。仿佛一家公司只要还套用上最新成为圈内「共识」的叙事，就等于出门没穿衣服，是万万没法推上IC的。
和叙事一起涨价的，还有硅谷和国内VC圈流行起来的一套选角审美，越怪的outlier越抢手。
在不少投资人的语境里，常规的优秀已经不够性感了。似乎一个人只要足够出格、足够有争议，哪怕踩在规则和道德的边缘，哪怕恶意投毒阻挠同事训练模型，落到一些VC嘴里，也能被说成「身上有一股劲」。
更微妙的是牌桌周围的反应。当一家机构重金押注某个出格的怪人，往往能赢得一些看客的一片叫好，觉得这叫反共识的魄力。
这里头其实有个被偷偷调包的因果。那些伟大创业者留下的怪癖，原本只是他们做成事之后拖在地上的影子；现在，一些资本开始按影子的形状去挑人，至于影子底下站着的到底是个天才还是个王八蛋，到底有没有真东西，反倒没那么多人追问。
也好理解，如果一笔投资的目的，不再是陪一家公司熬出真正有用户buy in的产品，仅仅是为了在六个月后以翻倍的估值把份额卖给下一轮接盘的人，那产品到底行不行，确实没那么要紧。叙事只要能卖给下一轮，就不烧心。
甚至连账面上的核心经营数字，也就是创始人随口一句话的事。
AI创业公司Cluely的创始人Roy Lee就这么干过。2025年7月，他对媒体透露，公司的ARR在一周之内翻倍到了700万美元。
这个数字硬生生在科技媒体的标题和无数同行融资的对标表格里跑了整整八个月。多少初创公司拿它当倍数参照，多少投资人拿它去投决会上证明AI应用增长有多猛。
结果到了2026年3月，Roy Lee才在X上轻描淡写地承认，数字是编的。他说那天刚好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打听经营数据，自己就随口胡诌了一个。TechCrunch随后指出，那次采访是Cluely的公关主动约的，电话那头的「陌生女人」就是TechCrunch的记者。
一个随口报出来的假数字，为什么能畅通无阻地传播大半年，还成了别人估值时的参照？因为在这条流水线上，编故事、传播故事和为故事买单的人，早就变成了一伙人。
就在几个月前，给Cluely投了钱的a16z把这套逻辑大大方方写成了文章。2025年11月，这支成立于2009年的老牌基金新组建了媒体团队，发出一篇题为《什么是新媒体》的长文，开头第一句就写道，这家基金从创立第一天起，想做的就是「科技业的CAA」。
CAA是好莱坞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日常业务是替明星谈片酬、打理人设。而在a16z的新媒体服务清单里，有一项业务直接叫作「赢下一天的互联网」（Win the Internet for a Day），承诺帮创始人备齐赢下线上叙事之战所需的一切，从正当性到势能，按需统治社交媒体的时间线。同一年，a16z直接买下了Erik Torenberg创办的播客网络Turpentine，Erik Torenberg顺势转身，成为这家基金的GP。
当一家顶级风险投资机构决定亲自下场当经纪公司，既开印钞机又开电视台，叙事就不再是叙事了。
韩炳哲在2023年出版的《叙事的危机》里用过一个词叫storyselling。故事一旦只用来卖，它就不再对真实世界负责，只需要为下一轮买单的人服务。
发射塔
沿着「VC媒体化」的逻辑往下看，科技圈这几年最热闹的基建，除了算力集群，大概就是内容中枢了。
过去创业者和投资人讲故事，还得借道传统科技媒体；现在大家都嫌中间商手脚太慢，而且不够听话。
2026年4月，OpenAI花了几亿美元，直接买下科技播客节目TBPN。收购条款很有意思，保留了节目的编辑独立，但关停了原有的广告业务，团队新的汇报对象换成了Chris Lehane，这位高管早年在克林顿任内的白宫，专门替总统处理丑闻。
投资机构自己下场写人物特稿还要更早一些。2022年9月，红杉专门请自由撰稿人写了一篇1.3万字的人物长文，高调挂在红杉官网上，标题起得跟宗教福音书一样，叫《Sam Bankman-Fried有救世主情结，也许你也该有》。
不到两个月，FTX申请破产，这篇文章从官网紧急撤下，红杉投进去的1.5亿美元全部减记为零。
SBF的翻车给硅谷结结实实上了一课，把创始人吹成圣人的正面歌颂，造价太高，而且一旦暴雷，连带机构自己的脸面都会摔得粉碎。
既然正面歌颂容易失灵，那就去利用更便宜的燃料，公众的愤怒。
在注意力即估值的公式里，被全网表扬和被全网唾骂，换算出来的流量权重是一样的。只要能把公司的名字塞进投资人的信息流里，黑红也是红，挨骂也能变现。
Artisan在旧金山投放的「Stop Hiring Humans」街头广告
图源：Artisan／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这两年有过不少例子。先是主打AI销售员的创业公司Artisan，在旧金山SoMa区第十街和Folsom街的路口立起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Stop Hiring Humans」（别再雇人类员工了）。创始人Jaspar Carmichael-Jack事后倒也坦白，投放这批广告主要就是为了博眼球。
骂声发酵之后，Artisan顺顺利利拿到2500万美元A轮融资。当时这家喊着「别雇人类」的公司里坐着35名人类员工，还打算再招22个。
2025年9月的纽约地铁车厢里，22岁的Avi Schiffmann也花了大约100万美元，给他的AI吊坠产品Friend贴了1.1万多张广告。几天之内，被激怒的地铁乘客用马克笔把海报涂得密密麻麻，其中一张上面被人写着「AI才不在乎你是死是活」。面对满墙的涂鸦，Avi Schiffmann对外回应说这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还顺手甩出一句金句：「资本主义是最伟大的艺术媒介。」
硅谷当然一直迷恋那种能凭空造势的人。1981年Andy Hertzfeld刚调进苹果的Mac团队时，软件负责人Bud Tribble曾用《星际迷航》里的词给乔布斯讲故事的本事起名「现实扭曲力场」。
但Tribble当时还补了后半句，说等乔布斯一走，力场就会散掉。力场散掉之后，代码的bug不会听乔布斯演讲，Mac终归要被装进盒子，做出来交到一个真实的人手里。这东西到底好不好用，拿回家插上电就知道，谁也糊弄不了谁。
分水岭发生在2011年。那年春天，乔布斯在iPad 2发布会上最后一次讲起技术要与人文结合；五个月后，Marc Andreesse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为什么软件正在吞噬世界》，四天后乔布斯辞去苹果CEO。
从那以后，硅谷的主角换了一批人。在软件、金融和注意力交织的新牌桌上，如果一个产品的真正买家不再是挑剔的终端用户，而变成了害怕踏空的下一轮机构，那个「现实扭曲力场」就可以一直存在了。
音乐还在响
写到这里，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出来了，既然这些算盘打得连围观者都听得见，牌桌上的专业买家难道看不出来吗？
不是看不出来，牌桌上的买家心里比谁都有数。
我在和一些一线投资人聊起某些AI项目时，对方往往也会苦笑一下，承认确实不够solid，数字也有水分。可一旦追问「那为什么还要抢着给TS」，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沉默，或者一句反问：「这一轮你不进，下一轮翻倍了，你怎么跟LP交代？」
这正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在2019年出版的《叙事经济学》里写过的那个问题。席勒借用流行病模型描述过，一个叙事能撬动多大资金量，取决于它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与故事本身的真假没有半毛钱关系。
在一个靠账面浮盈交差的行业里，真假是终局清算时才需要操心的事，而踏空是当季就要暴露的问题。只要叙事是讲给下一轮买家听的，接力棒就能一轮一轮往后传。
这种集体撒癔症的心态，在2020年的SPAC狂潮里上演过一次。
2020年6月4日，电动卡车公司Nikola借道SPAC在纳斯达克上市。借道SPAC上市有个巨大的空子可钻，它可以绕开传统IPO的严格审查，在路演材料里大量塞进对未来的财务预测。
上市五天后，Nikola的市值冲到将近290亿美元，一举超过福特，而当时的Nikola连一辆车也没有交付，账面收入是零。直到三年半后的2024年1月，美国SEC才姗姗来迟地通过新规，取消了SPAC及其上市目标在未来业绩预测上的证券诉讼免责保护。
2007年7月，花旗集团CEO Chuck Prince在日本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曾把这种机构困境总结得无比诚实。谈及当时的杠杆收购热潮，他说，等音乐停下来，流动性的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但只要音乐还在响，你就得站起来跳舞。
2023年OpenAI董事会风波期间
Sam Altman戴着访客证返回公司办公室
图源：Sam Altman本人X帖文
四个月后，Chuck Prince辞职。
在靠估值和账面浮盈说话的一级市场，谁先停下来，谁就先出局。甚至当有人试图去关掉音乐时，整张牌桌上的既得利益者会联手把他推开。
回头看2023年11月那场震惊全球的OpenAI宫斗，剥掉所有关于「AI安全」与「加速发展」的路线修辞，底色其实是一场保卫估值的资产保卫战。
当时OpenAI董事会以Sam Altman「在沟通中不能始终保持坦诚」为由将他解雇。偏偏就在那个节骨眼上，Thrive Capital正准备牵头一笔按860亿美元估值收购员工老股的要约交易。解雇消息一出，立刻有投资人放出风声，考虑将手里的OpenAI股份直接减记到零。
860亿美元的估值眼看要瞬间蒸发，牌桌上没有任何人能承受这个代价。几天之内，OpenAI大约770名员工里有738人在联名公开信上签字，要求董事会辞职并迎回Sam Altman，否则集体跳槽去微软。五天之后，Sam Altman回到OpenAI，解雇他的四名董事走了三个。
演一个怪人
既然牌桌的规则是把故事卖给下一轮，那么对一个早期创始人来说，最高效的融资策略是什么？
做产品需要漫长的周期，展现怪癖甚至越界，只需要几分钟。
早年的硅谷，怪癖是做成了事情之后留下的副产品。乔布斯年轻时爱光着脚在办公室走动，后半生几乎只穿三宅一生的黑色高领衫，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这些细节，前提是他先做出来了Mac和iPhone。
后来，模仿的顺序彻底倒了过来。
2014年，身穿黑色高领衫的Elizabeth Holmes在
TechCrunch Disrupt活动后台
图源：Max Morse／TechCrunch
最先学会这套皮毛的是Elizabeth Holmes。她照着乔布斯穿黑色高领衫，一位认识她家庭的人回忆，她连乔布斯从裤兜里掏iPhone的手势都原样学了过去，只是掏出来的东西换成了Theranos的微量采血管。
如果说Holmes还是个体户式的模仿，那把「怪人崇拜」系统化为创投教条的则是Peter Thiel。到了2010年，Peter Thiel设立Thiel Fellowship，给不满20岁的年轻人每人发10万美元，条件是从大学退学去创业。三年后他在《从0到1》里专门写下《创始人的悖论》一章，论述成功的创始人身上往往同时带着好坏两极的极端特质。
十四年后，退学本身成了路演时的加分项。
2025年底的YC路演日上，越来越多的创始人在仅有的展示时间里，顾不上讲产品，先专门强调自己刚刚辍学。Moxxie Ventures合伙人Katie Jacobs Stanton甚至公开表示，退学本身就是一种资历，证明一个人有足够深的conviction。
至于多项针对创业公司的统计研究给出的结果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成功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手里都有大学学位，但在路演大厅的FOMO气氛里，没人关心这种扫兴的统计数据。
到了最近几年，光是穿黑高领衫、办退学手续已经不够刺激了。新的选角剧本要求创始人最好带点「反社会」或「巨婴」的戏剧张力。
2021年5月，马斯克主持《周六夜现场》，开场白说自己是第一个主持这档节目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至少是第一个承认的」。两年后Walter Isaacson为他写完传记，在书末感叹，有时候伟大的创新者就是爱冒险、不肯接受如厕训练的巨婴，他们疯狂到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
不过，一些投资人不仅吃这一套，还乐意把这种冒犯当成佳话来讲。
红杉那篇已被撤下的长文里记录过一个故事。SBF在Zoom上向红杉的合伙人们路演，讲他心目中钱的未来，会后，坐在他十英尺外的一位FTX员工走过去，才发现他一直在一边路演一边打《英雄联盟》。换作普通创业者，这叫没教养、不尊重人，红杉却把这段当成佳话，写进了挂在官网上的长文。
一旦「出格」可以直接兑换成支票，公德和底线就会被迅速击穿。
前文提到的Cluely创始人Roy Lee，最初成名是靠开发了一款帮人在程序员技术面试中作弊的工具，并亲自拍视频演示自己用它通过了亚马逊的面试。哥伦比亚大学将他停学后，他干脆退学创办了Cluely，很快拿到了a16z的投资。
再极端的履历，只要自带话题度，也能在硅谷找到买家。2015年，工程师Anthony Levandowski注册了一个名为「未来之道」的教会，声称要发展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神明。后来他因窃取Google自动驾驶商业机密被判刑18个月，在2021年1月拿到总统赦免。到了2026年春天，Travis Kalanick收购了他经营的矿区无人驾驶公司Pronto，放心大胆地让他继续掌舵，把Pronto做成新公司Atoms矿业部门的技术核心。
我们以前聊起能穿越周期的好创业者，常说的一个标准是要有野心，但不能有太大的ego，做的是可以落地的业务。可在今天的快钱逻辑里，只要把ego演得足够大、足够出格，就会有急着找outlier的投资人凑上来，夸你有冠军相。
这套选角逻辑同样传到了中文创投圈，比如最近沸沸扬扬的、被VC说「身上有一股劲」的田柯宇。
我对这个事情的观点依旧是，如果你明知道一个人干了破坏规则、伤害他人的缺德事，还觉得他「有一股劲」非要给他投钱，那只能证明你也缺德。
前两天和一位小登投资人聊到这个观点，他说，投资人的事怎么能叫缺德呢。
大概他也真熟练掌握了世界模型的四种投法。
Failing Up
按常理说，靠演戏和越界攒出来的局，总有穿帮的一天。公司做垮了、丑闻曝光了，甚至法庭判决书下来了，这个人总该从牌桌上出局了吧？
硅谷给出的答案是不仅不出局，筹码还能越输越多。
硅谷过去确实有宽容失败的传统，一家公司做砸了，创始人做下一家公司的时候还能融到钱。不过在过去几年里，「失败」这只口袋被越撑越大，连欺诈和职场丑闻也被一并装进了「从教训里成长」的叙事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者Tim White在2026年发表了一篇专门剖析这种现象的论文，用了一个词叫failing up。他在论文里得出的结论是，硅谷的头部风投体系，在机制上就会奖励犯下极端过失的连续创业者。
为什么机制会奖励犯大错的人？
只要你想通了前文的注意力逻辑，这件事就一点也不奇怪。对于手握几十亿美元规模、必须开出大额支票的基金来说，最头疼的根本不是创始人有污点，而是项目没动静。一个把上百亿美元公司折腾破产的明星创始人，哪怕声名狼藉，手里依然握着普通创业者十辈子也攒不到的稀缺资产，比如全世界的关注度、现成的媒体头条，以及一呼百应的资本圈人脉。
Adam Neumann就是典型案例。2019年8月，拿到470亿美元估值的二房东公司WeWork递交招股书，开篇写着公司的使命是「提升世界的意识」。一个多月后上市搁浅，Adam Neumann辞去CEO，留下一地鸡毛的WeWork在2023年11月申请破产。
但在WeWork破产一年多以前，2022年8月，a16z就向他的新房地产公司Flow开出了一张约3.5亿美元的支票，一举创下该基金历史上单笔投资的最高纪录。Marc Andreessen在博客里称赞Adam Neumann是一位有远见的领袖，并表示基金喜欢看到连续创业者从过去的教训里成长。到了2025年4月，这家Flow的估值又涨到了约25亿美元。
同样的剧本也发生在了前Uber创始人Travis Kalanick身上。
2017年，Uber在一连串性骚扰和职场歧视投诉曝光后，迫使创始人Travis Kalanick交出CEO职位。九年后的2026年7月22日，还是a16z，站出来领投了Travis Kalanick的新公司Atoms高达17亿美元的融资。
同一天，a16z联创Ben Horowitz发表文章《Travis Is Back》为他抬轿，Travis Kalanick则在X上把这次回归轻巧地称作「a bit of unfinished business」（一点未竟的事业）。
至于那些不小心踩过了法律红线、连法庭判决书都下来了的人，也摸索出了另一条翻篇的捷径。
前文那家靠零收入冲上290亿美元市值的Nikola，其创始人Trevor Milton后来因证券欺诈被定罪。但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不到一个月，Trevor Milton和妻子向Donald Trump的竞选基金捐款180多万美元。2025年3月28日，他顺利拿到总统赦免，原本需要赔付给投资者的几亿美元连带免除。
无罪一身轻的Trevor Milton立刻重返创投牌桌。当年年底，他联合一群投资人买下濒临倒闭的飞机制造商SyberJet，到了2026年春天，他已经熟练地换上AI驱动自动驾驶飞机的叙事，开始在市场上寻找融资了。
02026年
当一家基金既当裁判又当媒体，当创业者靠编造数据和表演怪癖就能拿到支票，甚至连欺诈定罪都能靠政治捐款抹平，这套内循环其实只剩下一个隐患了，万一外面的监管机构、伦理学者或者普通公众看不下去了怎么办？
为了不让外部的监管和道德审查打断这套循环，硅谷在过去十几年里，一步步给自己缝制了一套更大的意识形态防弹衣。
这件防弹衣最初的布料，是1995年英国学者Richard Barbrook和Andy Cameron在《加州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的那套混合体，硅谷把嬉皮士的自由精神和雅皮士的创业狂热熔于一炉，深信只要政府别管，技术会自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Travis Kalanick的Twitter头像一度是安·兰德小说《源泉》的封面；Facebook那句「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内部口号也一直沿用到2014年。言下之意，只要跑得够快，被打破的东西不需要我们来赔。
后来，Peter Thiel把这种科技精英的豁免权推到了制度层面。2009年4月，他在卡托研究所的网刊上撰文称，自己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可以相容；到了2014年，《连线》杂志摘录了《从0到1》里的一章，标题直接取作《你应该像经营邪教一样经营创业公司》。
到了最近五年，这套「精英豁免论」又衍生出两个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殊途同归的版本。
第一个叫有效利他主义（EA），核心逻辑是用「未来的宏大善行」来豁免「眼前的敛财手段」。2012年，牛津大学哲学家William MacAskill与还在读MIT的SBF见面，劝他不要直接投身公益，先去赚尽可能多的钱再捐出来，即所谓的earn to give。
这套说辞成了SBF最好的公关掩体。直到2022年11月FTX崩盘后，Vox记者Kelsey Piper在私信里问他，对一个把一切都当成输赢游戏的人来说，你平时谈起伦理来真是头头是道。到这时，SBF才卸了妆，回复道：「I had to be.It's what reputations are made of,to some extent.」（不得不这样。我的名声就是这么来的。）
另一个是有效加速主义（e/acc）。既然伪装成慈善家太容易穿帮，那就干脆宣布「加速赚钱和造神本身就是最高道德」。
这个由匿名账号Beff Jezos在2022年提出的概念，主张宇宙在热力学上天然偏爱越来越会利用能量的文明。2023年10月16日，Marc Andreessen发表《技术乐观主义宣言》，正式把Beff Jezos列入「守护圣徒」名单。
宣言写得杀气腾腾，说任何让AI减速的做法都会导致死亡，本可由AI避免的死亡「是一种谋杀」；而在名为「敌人」的一节里，「社会责任」「信任与安全」「科技伦理」和「风险管理」被悉数列入黑名单。
到了Peter Thiel那里，世俗的辩论直接升格成了神学恐吓。
2025年秋天，Peter Thiel在旧金山连讲了四场关于「敌基督」的闭门讲座。流出的录音显示，他认为敌基督可能会以阻止科学发展的面目出现，并直接点名了环保活动家Greta Thunberg和AI安全研究者Eliezer Yudkowsky。到了2026年7月，他与Sam Wolfe在宗教刊物《First Things》上合写文章，把敌基督描绘成一个满口「安全、伦理和全球协调」的技术官僚。
只要把「系好安全带」定义为「谋杀」和「敌基督」，那么谁敢查硅谷的账、谁敢给狂飙的资本踩刹车，谁就是全人类的罪人。
防弹衣穿好之后，钱开始直接流向选票和法案。2025年，a16z与OpenAI总裁Greg Brockman夫妇各自掏出2500万美元，牵头成立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Leading the Future，目标是在2026年中期选举里推动全国统一的AI监管标准，阻止各州自行立法监管。截至2026年4月，该组织及其关联团体已募资超过1.4亿美元，其中2026年一季度入账的2500万美元，全数来自a16z及其两位创始人。
从编造ARR、买下媒体发射塔、批量制造怪人，到用上亿美元的政治献金买下规则的解释权，这条闭环最终严丝合缝地汇集在同一条路上，加州门洛帕克的沙丘路，a16z起家的地方。
顺着门洛帕克这个地名往下挖，你会发现一段特别讽刺的往事。
半个多世纪前的1968年秋天，Stewart Brand也是在门洛帕克这片地方，用打字机和剪刀拼出了第一期《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他在办刊初衷中说，政府与大公司这些远处的权力已经毛病丛生，《全球概览》要做的，是做一件评估和获取的工具，替具体的个人挑出趁手的东西，再由读者自己寄来使用反馈。
那一代硅谷人心里，技术是交到具体的人手里的工具，而造工具的人对工具怀着敬畏。2010年iPad初代上市时，《纽约时报》记者Nick Bilton曾问过当年深受《全球概览》影响的乔布斯，他的孩子们是不是很喜欢iPad。乔布斯回答说孩子们还没碰过，家里严格限制孩子使用科技产品。
五十八年过去，同样从门洛帕克起家的a16z，让它的媒体团队把时间单位缩到了「赢下一天的互联网」。
至于工具最后把人改造成了什么样，没人关心，只要今天的时间线赢了，明天的估值就能涨上去。
而当年在门洛帕克做《全球概览》的Stewart Brand，后来去算另一种尺度的时间了。
1996年，他和计算机科学家Danny Hillis等人创办了Long Now基金会，筹划在山腹里造一座走一万年的机械钟，一年走一格，每过一千年才有一只布谷鸟探出头来。
在Long Now基金会的全部文档里，所有的年份前面都会多加一个零，用来提醒人们在万年尺度下思考眼前的决定。
今年在他们那里，是0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