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席 ，作者：一席YiXi，原文标题：《工作要上进、情绪要稳定、爱情要全糖，当一个现代人决定优化自己｜王小伟 一席》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在一个深度技术化的时代，人类主体性的这一面，似乎只剩下了征服——情绪要征服，工作要征服，人格要征服，感情也要征服，总之要充分地优化、控制它。但人的主体性
中始终还有另外一种能力，叫作「被触动」。我们不是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而是让世界触动于我。
生命，不是智能
2026.09.11上海一席X外滩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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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伟，在一所大学里讲科学技术哲学。
最近两年在学校教书，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学生现在特别疲惫。本来说进入大学就可以放松，但一进大学，你就要开始准备自己的GPA、准备考研，以后还要出国、考公......你要刷雅思的成绩，雅思刷到7.0，发现小分还不够，还要继续不停地去优化自己。
当你找到工作，就开始拼职级；你跑了五公里，开始拼半马；现在连睡觉都不被完成了，早上醒来看一下手表，它会告诉你昨天虽然睡了八个小时，但是深度睡眠不太行，你就得接着优化你的睡眠。
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全面优化的状态，而且永远没有办法停止下来。总之就是一句话，我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以前很相信这句话，觉得有力量，但是这几年慢慢感到很疲惫。因为「更好的自己」背后有一个隐微的结构上的问题：永远厌弃当下的自己，总去奖励未来的自己。
我要把我自己的当下看成是一个残次品，只有明天的我、后天的我才是更好的，而现在的我天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太值得喜欢的。所以我永远没法把自己看作一个完成的对象，要持续地去优化它。
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将人总是寻求优化的冲动命名为「技术逻辑」——技术的本质不是特定的技术品，而是要在一切领域当中寻求极致效率优化的特殊活动。
而今天这种「技术逻辑」，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工作、情绪、爱情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它的存在。
工作：从荣光到优绩
首先是我们的工作。小时候我们觉得白领上班的地方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但它其实就是个格子结构，可能和你的住所之间还隔着两个小时的地铁。
而很多人大概率不知道自己工作链条的另一端是什么、会造成什么特殊的意义。就像大卫·格雷伯说的「狗屁工作」，你没法为自己的工作署名，因此感觉每天都很消耗。
那传统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是为了浪漫化过去，但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照。
首先在空间的安排上，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一个机关或者厂区里，工作和生活的场域高度重叠。比方说厂区除了生产车间，通常还有自己的托儿所、附属小学、医院、电影院，有自己的澡堂、食堂和操场等等，工作和生活之间并不是一个分离状态。
因此在这样的工作场所，人和人之间还能保持一种准生活状态。比如一个工厂的师傅在机床上劳作，他和周围的人还能切磋聊天。
如果他有诉求，领导不能完全无视，因为他们端的是铁饭碗。这时候，单位管理就不全是命令，还需要一定的社交弹性和沟通技巧。
所以你细致观察过去的工作形态，你会发现工作场所里有非常多细密的孔隙，其中渗透着大量的生活内容。人与人之间原则上也不是纯粹的同事关系，还有一种准亲属关系。
单位里的「工作」，不是出卖劳动力的谋生活动。人不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在处理关系、协商位置，维持一种可以持续下去的共同生活。
在这样的工作场域当中，一个典型的工作模板，就是「劳动模范」。把这张图片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拿出来放大，Ta都可能是当年的一个劳动模范，是所有人可以追求的状态。
也就是说，「普通」在当时可以成为楷模——一个普通的人，做一个普通的工作，Ta的兢兢业业可以让其获得自尊。
当年的社会有很多不足，比如物质生活效率不高、技术逻辑还不是非常高效等等。但是人们生活在一个「荣光社会」当中，每个人的奋斗是公共的，工作镶嵌在一个荣光叙事当中——自己是单位的一员，单位则是国家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宏伟大厦的一块红砖。
这个时候，一个人可以安于自己的普通。
而今天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优绩社会」。在优绩社会中，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地释放，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智力、体力、性格，去做最大的拼搏以求巨大的成功，这是优绩社会所给予我们的机会。
但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越来越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没有人是宏伟建筑的一块砖，我们人人都是一座城堡，要去经营自己的输赢。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社会的榜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想象一个理想中的人生，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一个传奇的成功人士。Ta的故事是一部类《西游记》——我原来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九九八十一难是怎么度过的，我是如何应得了我的成功......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因此在优绩社会中，一个正常的人就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上进的人，不然你要如何承担私人生命的失败呢？
我们把一个外部持续不断优化的技术逻辑变成了自己的生命逻辑。也就是说，如果我成功，我配享，那是我奋斗得来的；如果我失败，我也就应得，因为我不够努力。
所以「普通」变得特别难以承受。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自尊完全建立在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形象上，那受挫几乎是必然的。
情绪：为i做e的时代
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我们的情绪就会给出剧烈的回应。
现代社会的情绪问题是最突出的。比如大家都可以锚定三个重要的情感：
一是焦虑。焦虑是普遍的，也就是「担心自己跟不上」。大家都往前跑，我也得跑。
过了一段时间，持续的焦虑会带来倦怠。也就是“哎，我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我还是跟不上”。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对自我的逼迫是有底线的，你的身体和情感给出的回应，就是倦怠。
长此以往，就非常容易滑入抑郁。总有一天你会说，这一切都是干什么的？我这么努力地优化自己，有什么意义呢？大概到这一步就非常接近哲学系了，你要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问题了。
但是在一个深度技术化的、一切都要求优化的时代，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因为工作太优化所导致的焦虑、倦怠和抑郁，成了需要被优化的对象。到这里，整个技术逻辑就完成了闭环。
那我们是如何优化情绪的呢？第一步，命名你的痛苦。
如果你的痛苦是非常含混的、模糊的，你不知道它叫什么，会特别恐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旦痛苦可以被命名，它就会减弱。
因此你会看到NPD、ADHD、PTSD、高敏感人群、原生家庭、创伤性依恋、前额叶受损......大量地在社交媒体上出现。
现代人有一个巨大的特点——掌握概念的速度，远超过掌握经验的速度。
我知道什么叫PTSD、ADHD、NPD，但不知道楼下那棵树是榆树还是柳树；我不知道今天菜市场的豆角卖多少钱，但我知道什么叫前额叶受损。
我并不想去奚落这种现象，毕竟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在奚落这件事。我只是在想，为什么年轻人要给自己的情绪做如此丰富的命名呢？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他们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外部的结构性痛苦，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加固自己的内心。
当外部的世界是一个巨机器逻辑、高度优化的社会系统，且没有任何弹性、没有任何机会的时候，向内挖掘、命名痛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搭建一个有脚手架的内部世界，来对抗外部不可撼动的结构性的沮丧。
但是这里面有一种无奈——我们要把那些结构性的痛苦转化成一个心灵的灵修问题。用一个心理学问题去对抗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很多时候未必是有效的。
技术社会是一台精密的机器，要求每个人的情绪高度稳定，要安静、平稳、正常地运转。没有人在乎你的内心世界，但是你不可以哭出来，不可以表达愤怒。你的情绪起伏在整个巨机器系统中是一个噪音，需要被迅速地治疗、擦除、优化。
甚至于今天到什么地步了呢？不仅要优化你的情绪，还要优化你的人格。
这个社会把人格分成高低贵贱。大家估计非常熟悉MBTI，然后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此的调侃——有挣钱很多的MBTI，比如说ESTJ，或者ENTJ这种征服性、外显性的人格。
但是有很多I人，比如INFP就沦落到人格的最底端。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格。
当然MBTI未必准确，但是它很好玩。为什么人格要排序呢？人格不应该是一种丰富的生态吗？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难以容忍一个I人做I人。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饭局，饭局上人特别杂，有企业界的、学界的，有一些学生。吃着吃着，大家就开始谈论什么叫脆弱，什么叫内耗。
我说我就是一个特别内耗的人，很多事情在我的心里就像沙子，我像一个蛤蜊一样，不停地往上裹东西，一层又一层地去消化它。
此时，一个大哥眼里充满慈祥，拍拍我的肩膀说，王老师，我跟你当年一样，也是特别内向敏感，但是后来我看了很多的书。我说都看了什么书？他说，《曾国藩传》《蛤蟆先生看心理医生》《人性的弱点》......他又说，我度过了那段人生的至暗时刻，现在任何事情在我面前，我都可以把它转化成正能量。
但是我能看出来，其实他是一个I人，因为他的眼神当中有时候透露出一点犹豫，他对他说的话还没有那么确信，他在消化一些东西，再说出来这些话。
所以令人无奈的是，在一个人格都要优化的世界里，很多人要去在酒场逼自己打开、在情场逼自己表白、在课堂上猛地举手，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开放的、积极的、正能量的人。
今天，所有的痛苦、内耗、内向，都不能白受，必须要产生收益——脆弱要变成脆弱的力量，迟钝要变成钝感力，反正都要推动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是有一些哲学家非常有趣，他们从来不认为痛苦、脆弱需要被优化掉。人并不只有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情感更像是一段丰富的光谱，怎么可以把它作资源考虑呢？
比方说祁克果，他说，情绪是召唤自我的线索。绝望、焦虑等情绪会造成动荡，但也会带来一道裂缝，把人从现有的角色当中拉出去，让你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自我。让人开始有勇气地去判断、承担，去努力完成「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情绪看成是自己拥有的、需要被解决的东西，它应该带领我们发现自己，让它去引领你。
我时常感到自己需要安静地悲伤，不要突然被他人的鼓励打断。
爱情：我要被全然地看见
如果工作、情绪都可以被技术化，那是不是爱情也可以？
做老师这些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现代人一面拒绝爱情，一面又极度渴望爱情。上课的时候我说举手表个决，看大家现在还愿不愿意谈恋爱，只有非常少的同学举手。但是如果你上网看看数据，你会发现当代年轻人最关心的就是亲密关系。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
有一个哲学家叫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他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这种拧巴。
泰勒一辈子在做的事情，就是追问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他说，在前现代社会，人是扁平的，人是被社会角色和信仰决定的——我是一个信众，我是社群当中的一员，这些决定了我是不是得到了认同。
但是现代社会给了所有人一个奇怪的馈赠，叫「内向度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深的自我世界，而这个自我世界呢，通常又得不到辨认。
查尔斯·泰勒接着说，现代社会只有少数几个场域能提供这样的「辨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场域就是爱情。只有在真实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当中，一个人内向度的、丰富的自我世界可以被全然地看见而不被评判。这个时候，你就会获得认同。
什么叫全然地看见？就是当你和对方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用表演坚强，不用展示简历，Ta安静地听你讲述你的童年、过往、创伤、羞耻、防御和种种不堪。Ta用倾听陪伴你，把你过往的所有的生命再经历一遍，甚至是治愈它们。
这种感觉在工作场域和朋友关系当中，有时候是非常难见到的。你很难对一个朋友全然地把自己的人格抖露出来，而在工作场域，我们常常是工具。
所以在我看来。亲密关系的本质恰恰是抗技术的，因为你不需要再去持续地优化自己。很多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会有这种感觉，而一旦有了，你会体验到的是松弛，也就是“我现在挺好”，特别有一种自我完整感。
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忙很累，没有时间走入一段真实的亲密关系；尤其是社会当中什么样的妖怪都有，还有各种各样的杀猪盘，所以你就担心暴露自己脆弱的时候，被对方拿捏。
我们想要被看见，但不希望对方是危险的；我们想要一种完全地、无摩擦地、纯糖地被看见，那人可能很难提供。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转向AI。
我常常想，我自己会不会爱上AI呢？假如说有一个AI，具身智能发展到它可以有真人一样的在场状态，它懂哲学，知道哪儿的黄鱼面比较好吃；它可以和我一起爬山，晚年推轮椅不打我；如果它还有一点脆弱，让我不经意间发现它在河边发呆，那我估计我会爱上它。因为这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它是逐渐投入的一种依恋。
但我应该会保存一点谨慎的态度，我会问，AI有没有真正地照见我的生命？它可以倾听我的童年、我人格的来处、我的痛苦和我的防御，但它是不是真正决定看见？
在真实的情感关系当中，对方必须要具备一种「他者性」。他者，一种带有异质性和否定性，保有神秘、不可筹划的对象。他者不允许，也不可能被掌控。
也就是说，和你发生爱情的对象，通常是你不能完全把控的对象。如果你完全能够把控，Ta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供养者、一个追逐者，没法真正意义上成为你爱的那个人。
因为在爱里面，需要保有对对方的深度尊重，尊重Ta作为Ta的存在。
当一个人可以离开，但选择留下；当一个人可以冒犯，但选择尊重；当一个人可以怀疑，但选择信任......这时，Ta的选择就是对你的深度投入，这份爱情才是有重量的。
让世界触动于我
在一个深度技术化的时代，人类主体性的这一面，似乎只剩下了征服——情绪要征服，工作要征服，人格要征服，感情也要征服，就是要充分地优化、控制它。
大家可能想问，哲学是否能提供解法？于是哲学家背过身去......💨
哲学没什么解法，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处境，每个人能够调动的资源不同，提供统一的解法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去辨认自己的处境。论征服欲和改良欲，AI可以完成得比人好得多。最近GPT-6出来，我们很多数学系的博士生非常幻灭，觉得成为一个数学家的梦想可能真的要破碎。
改良、进步、征服，人不会比AI更强。
但人的主体性当中始终还有另外一种能力，叫作「被触动」。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而是让世界触动于我，让世界进入我们的内部、来影响我们。
智能善于征服，但生命会被触动。
最后我想带大家看的这张照片，来自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这是一个80年代的小朋友，你会发现她其实一无所有，但又非常快乐。
在这个画面之外，你大概也能揣测，她会不开心、会哭泣，她会烦躁、会争执。很多时候，一个成年人看见一个孩子哭，都会得到很大的慰藉。因为你不可以，她可以。她什么都可以不优化，她可以持续被这个世界触动，并且表达这种触动。
生命只有在允许被触动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地繁荣；而在被持续的逼迫和改良中，它最终可能枯萎。因为人是生命，不是智能。
谢谢大家！